中国对世界的平衡态势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以至于世界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仅仅将中国视作另一个实力雄厚的棋手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参与者。
当李光耀断言“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参与者”，当格雷厄姆·艾利森警示中美正“梦游般走向冲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充满张力的时代，腾讯新闻联合中信出版社、中国网发起的深度书评系列《经纬线》第三期聚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特别是其剖析“结构性变化”的核心章节，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穿越迷雾的钥匙。
艾利森教授以“权力跷跷板”为喻，生动描绘了中美实力对比的根本性位移。经济领域的数据触目惊心：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04年约为美国一半，跃升至2024年预计达其1.5倍；贸易格局彻底重塑，2018年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越美国，其中超三分之二国家与华贸易额是美两倍以上。美国对华发起的关税战，正是守成大国面对此消彼长结构性压力的本能反应，却无法逆转中国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全球最大自贸区引领者的现实。
书中对金融与科技竞争的剖析尤为深刻。美元储备地位虽仍占优，但中国正以数字人民币、金融科技（如微信支付的9亿用户生态）开辟新赛道。科技竞争更是白热化：5G基建中国基站数量（70万）十倍于美国，人工智能领域论文引用量2020年反超美国35%，半导体制造产能占比从近乎为零跃升至15%。美国对华为等企业的遏制，恰恰印证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已从“后视镜中的追赶者”变为“并驾齐驱的竞争者”。
这些结构性变化正剧烈重塑国际秩序。单极时代终结，“势力范围”概念回归，全球化被重新定义——各国不得不在“安全靠美国，繁荣赖中国”的二元依赖中寻求平衡。然而，艾利森与王辉耀的对话并未止步于警示。他们洞悉了中美“注定共存”的深层逻辑：核武器的“相互保证毁灭”机制与气候危机的“共同生物圈”威胁，如同悬顶之剑；全球经济链条的深度交融，更使“脱钩”无异于经济自戕。2008年金融危机中两国的有效协作，已为“竞争性共存”提供了历史注脚。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超越了“陷阱必然论”的悲观或“冲突可免论”的天真。它指明出路：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管理竞争，在核不扩散、气候治理、公共卫生、金融稳定等攸关人类存续的领域强化协调。唯有承认结构性变革的现实，拥抱“非零和”思维，将不可避免的竞争导向建设性轨道，方能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找到那条狭窄却至关重要的通道。这不仅是中美的课题，更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航向。阅读此文，即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寻求一份清醒的导航图，这不仅关乎两个大国的命运，更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航向。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崛起大国威胁到守成大国的主导地位时，往往会导致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 2500 年前的希腊，当时大约是中国的孔子生活的时期。修昔底德的著名论断是，雅典的崛起令人瞩目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令已经统治希腊 100 年的斯巴达产生了恐惧，由此引发了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大国威胁到守成大国的统治地位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其涉及国际事务时是最危险的。正如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个案例导致了一场使古希腊没落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界。
艾利森：如果修昔底德目睹了这一切，那么他可能会说中国和美国正按照剧本梦游般地走向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冲突……就像亨利·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框架为看透当前的喧嚣、了解深层力量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最好的视角。当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这种危险的局势就构成了修昔底德陷阱。
想想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中国是正在崛起还是已经崛起？是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更快、更全面，中国已经发展壮大，并将继续发展。这对美国有什么影响？中国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将必须且不可避免地侵占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在每个啄食顺序顶端的位置和特权。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如果你尚未读过，我也期待你去思考），是当前美中关系的典型特征是残酷的竞争，在我能预见到的未来都是如此。因此，一个崛起的中国（正在寻求“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一代人的努力，并将继续崛起和变得 更加强大），在竞争中将“损害”美国作为统治霸主的地位和特权，而美国人相信自己天然排在每一个啄序的第一位。
在 21 世纪初，美国是所有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到 2021 年，中国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一代人以前，美国是世界工厂。今天，世界工厂成了中国。因此，就结构性现实而言，崛起的中国正在影响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我在书中把这 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强大、更富裕、更有影响力，这就是修昔底德竞争的本质。这种崛起改变了权力的结构，即跷跷板两端的崛起国和占统治地位的守成国的力量对比……我知道很多中国同行不想接受这个论点，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崛起，但事实上中国已经崛起了，或者说，中国崛起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想说，最好还是把这看成自修昔底德记录下的雅典和斯巴达战争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另一个实例。在可见的未来，决定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在各方面都有可能……2014 年，我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画了一幅漫画，帮助他们理解奥巴马政府的重大亚洲政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主要是什么？一些人称之为“再平衡”，即重返亚太战略。
我曾将美国和中国比作操场上坐在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孩子，其体量以各自的 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标准。 2004 年，中国的 GDP 大约是美国的一半；2014 年，中国的GDP 略高于美国，按当前的发展趋势，到 2024 年，中国的 GDP 将是美国的 1.5 倍。当美国还在辩论所谓的再平衡战略，即减少对在中东作战的重视，从而将更多资源转向亚洲时（这是美国的未来所在，跷跷板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两手策略都抓不牢了。随着 GDP 的变化，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贸易是一个例子。在 21 世纪初，美国是每个亚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自 2017 年开始，中国成为每个亚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美国习以为常的地位。中国不只正在崛起，而且其实力已经上升到了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和政治方面颠覆冷战后秩序的水平……是时候将中国当作美国的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了。
就此而言，中国所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比任何在世的美国人所见过的都严峻。对建国 244 年的美国来说 ，中国构成了最为复杂的国际挑战。与经济上被孤立、科技上受到限制的苏联不同（苏联的 GDP 从未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拥有能够成长得比美国更强大的资源。因此，中国不仅是俄罗斯的孪生兄弟、另一个大国竞争对手，而且其迅速崛起正在改变权力的基本结构。
王辉耀：在理解美中竞争上，为何我们要关注经济指标如GDP？ 经济实力和权力之间有什么关系？
艾利森：GDP 不代表一切，但它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权力的下层结构。它为国家的军事和情报能力建设、技术发展提供资金，使国家有经济能力通过进口、出口、投资和低息贷款或 援助影响其他国家。尽管跑得快的并不总能赢得比赛，强大的国家并不总能赢得战役，但 GDP 规模更大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历来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亚当·斯密曾教给我们的那样，贸易使卖方和买方都富裕起来，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蛋糕，但它也导致了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网，令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优势。对制造业的投资反映了企业对在哪里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最好产品的判断。虽然没有人否认这些选择对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实力有影响，但这不是企业关心的事情。
金融公司通过以最低风险为客户赚取最高回报获得收益，而不考虑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在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形成的。除非经济崩溃或体制破裂，否则中国在未来某个时刻将能 够为国防和情报机构提供比美国更多的预算。为了建立联盟、 制约中国的行为，华盛顿必须吸引其他有实力的国家加入其权力的跷跷板一方。但这将比冷战时期更具挑战性。这不仅是因为每一个潜在盟友都有自己的利益、关切和优先事项，而且对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代表着最重要的经济关系。
因此， 它们也许会在一些安全议题上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但在经济议题上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紧密。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美国人必须直面严峻的现实：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给美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并不难预测。经济脱钩将打造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更 加自信的地缘政治参与者。
艾利森：在购买从汉堡和智能手机到导弹和海军基地等大多数产品时，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在认识到这一点后， 在过去的 10 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有一个比市场汇率更好的衡量标准：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是以每个国家用自己的货币可以购买多少其市场内出售 的物品来比较国家经济实力的方式。 在国家经济实力年度评估中，美国中央情报局解释了为何放弃市场汇率、改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按官方汇率 计算的 GDP 大大低估了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水平”。
因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看来，购买力平价“为比较 各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和福祉提供了最佳基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充道：“市场汇率波动较大，即使个别国家的增长率稳 定，使用市场汇率也会使综合增长指标出现较大波动。”
王辉耀：谁在贸易上占上风？美国退出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贸易协定有什么影响？
艾利森：当 21 世纪开始时，中国敲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 大门，美国是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天，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8 年，130 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它们与美国的 贸易额，其中超过 2/3 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贸易额的两倍。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 2022年1月开始实施，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领导者。在加强其在现有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与创建新的贸易 协定和区域安排方面，中国也胜过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促进自由贸易的领导者，推动签署了关贸总协 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机 构的成立。美国还带头设计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由于国内政治反对派的阻挠，它一直未能加入该协议。日本随后接过接力棒，2018 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的 11 个成员建立了新的贸易规则。与此同时，中国得到大多数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支持，推动建立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了一个包括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 10 个成员国的 贸易区，覆盖 22 亿人口。这个新贸易区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它囊括了近 1/3 的全球 GDP，预计到 2030 年将为世 界贸易增加 5000 亿美元规模。
此外，当美国因政治分歧仍旧陷于瘫痪而只能袖手旁观时，中国已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也依赖外国供应链提供必需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能源进口国，其对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在其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加起来比中国的占比要大。因此，正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所言，如果美国及其七国集团伙伴能够一致行动，就可以坚持制定贸易和金融规则，建立一个中国必须接受的竞争环境。例如，如果以前的美国政府加入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与欧盟签署了《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一个覆盖全球 GDP 近 60% 的经济联盟的“设计师”，在跷跷板上把占全球 GDP16%的中国跷起来。
虽然美国的跨国公司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规模和实力上都有所提升。 正如报告《伟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中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对主导地位的竞争远未结束。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盈利能力、品牌价值、行业地位和所有权方面 仍存在重要差异。
王辉耀：中国的贸易规模可能超过美国，但美国跨国公司在实力上不是保有更大优势吗？
艾利森：2020 年，《财富》杂志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宣 布，“全球 500 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企业”。自该杂志发布全球 500 强排名以来，这是中国第一次有 124 家企业 上榜，超过美国的 121 家企业，位居榜首。20 年前，只有 10 家中国企业上榜。（如今，中国和美国各自的上榜企业数量超过了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企业的总和。） 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 500 强企业中，美国企业的收入遥遥领先—2020 年，美国企业的收入高达近 10 万亿美元， 而中国企业的收入为 8.3 万亿美元。 美国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仍然领先于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评估机构 Brand Finance 透露，美国企业品牌的全部 价值是中国企业的两倍多（3.2 万亿美元对中国的 1.3 万亿美 元）。美国仍然拥有最多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初创企业……《财富》全球 500 强中的企业在公司成分和所属行业方面也有很大不同。在《财富》排行榜上，3/4 的 中国企业是国有企业，超过一半的企业与金融、能源和原材料 行业有关，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顶级企业的利润率不如 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尽管民营企业在中国的主要企业中占比较 小，但它们一直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驱动力。民营企业为中国创造了 60% 的 GDP 增长、70% 的创新，提供了 80% 的城市就业以及 90% 的就业增长。
艾利森：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已经成长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堪与美国匹敌。2020 年，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2000—2020 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3 倍，从 2000 年的 410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630 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过去20 年里有所波动，2000—2020 年净减少1800 亿美元。然而，在累计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上，美国仍然大幅领先，截至 2019 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价值是中国的5倍。
当比较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时，金融领域通常 被认为是美国的优势领域。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然而，正如艾利森教授最近的研究所强调的那 样，虽然美国在关键领域仍然遥遥领先，但中国在其他领域正 迎头赶上。
艾利森：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继续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占外汇储备总额的 60%，低于 21 世纪初的70%。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6 年将中国的人民币加入了特别提 款权估值篮子，但其持有量几乎没有突破 2%。同样，在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和贸易方面，美元依然占据中心地位……我们必须记住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永久不变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8 年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正顺利地从美元和欧元占主导地位的两极体系向三极体系（包括人民币）过渡……随着使用人民币交易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尽管现阶段人民币交易在地理上仍受到限制”，主要是在金砖国家使用。……另一方面，只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仍然关闭其资本账户，人民币的持有量就仍然增长缓慢。
艾利森：中国在推进金融科技方面的成功为美元继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增添了另一重复杂性。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才开始讨论引入数字美元时，中国正在领导一场使其整个经济数字化的国家行动。中国正在开发自己的数字人民币，这将为中国公民带来更快、更便宜、更安全的金融交易。
国家与私人部门 相配合，几十家中国科技和金融公司正在设计新的应用程序，以支持政府的数字人民币架构。中国在发展数字货币方面起步较早，这威胁到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交易商提供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改变交易路线，并绕过基于美元的系统。中国的技术也有望在国际上被采用，并决定 全世界的数字金融实践规则。
王辉耀：美元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了什么优势，其可以成为对抗中国的筹码吗？
艾利森：美中经济相互依存度如此之高，已经形成了类似“相互保证毁灭”的机制，即“相互保证经济破坏”。如果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之外，而中国的回击是停止向美国运送货物，使沃尔玛、家得宝和塔吉特的货架空空如也，那么双方的经济和社会都将受到严重破坏。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愿意玩这种看谁遭受的损失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的“胆小鬼博弈”的游戏。
艾利森：虽然美国股市仍然占世界股市市值的一半以上， 但中国国内市场自 21 世纪初以来增长了 2500% 以上，从 2003 年略高于 5000亿美元的市值增长到 2021 年底的 14 万亿美元。
尽管如此，中国股票市场市值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股票市场市值的53 万亿美元。 中国银行业的崛起更加引人注目。2000 年，中国在全球十大银行中还排不上号。今天，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都是中国的。（截至 2020 年12 月，资产价值合计 17.3 万亿美元。）在前十名中，美国银行仅排第六位和第九位，资产总额为 6.2 万亿美元。
然而，按市值计算，美国银行仍保持领先，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五和第七。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机构”—风险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吸引新投资者和资本的能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同行。2020 年，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只有美国公司的一 半。……202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1/3。在释放人类潜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美国仍然是无可匹敌的。
艾利森：目前亚洲的经济实力平衡状况对中国极为有利。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所有其他主要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盟友。
李光耀准确地指出：“中国正在用庞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把东南亚国家吸纳进它的经济体系。日本和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纳进去。中国只是吸引其他国家而不必使用武 力……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很难对抗。”这种巨大的 吸引力现在已经影响到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总之，现在 是中国手握金科玉律，即“谁有钱，谁说了算”4。 这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的 10 年里，美国 GDP 约占全球 GDP 的一半。基于这一主导地位，美国带头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布 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贸总协定贸易体系，以及其他构成全球经济秩序的组织。在建立北约、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 织时，美国可以不用考虑让其他成员分担费用，而是自己承担费用。但到 1991 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 GDP 中的份额已 经缩减到 1/5。今天，美国所占的份额是 1/6……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李光耀认为，在 21 世纪，经济实力平衡与军事实力平衡同样重要。领导人治理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改善公民经济福祉的能力。（因此，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经常说：不要试图让我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美国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而中国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以商业作为推进自己在世界上利益的首选工具并不令人惊讶。正如罗伯特·布莱 克威尔和詹妮弗·哈里斯在《另一种战争》一书中做出的令人 信服的论述：中国是“世界上领先的地缘经济学实践者”。
作为“伟大的竞争”这项重要研究的一部分，2021 年 12 月，艾利森教授的团队发布了一份报告，追踪中国科技实力的 崛起以及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相对实力比较，结论认为中国已 经取得飞跃发展，现在已是一个“全方位的同等级竞争者”。正如艾利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和 5G（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等领域的进步本身就很重要，并且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创新可以为增强军事实力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艾利森：21 年前，美国甚至无法在后视镜中看到中国， 因为中国实在落后太多了。今天，我们同样无法在后视镜中看到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和我们比肩甚至稍稍超过了我们。我们考察了整体科技领域，深入研究了 6 项前沿科技，如 5G、人 工智能、量子技术、合成生物学……研究显示，基本上，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成为一个需要被认 真对待的竞争对手。
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一直在科技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现在也仍在其他几个科技领域保持着主导地位，但在 21 世纪，中国已经成为基础科技领域的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 的同等级竞争者，其科技应用有望在情报和军事、经济增长和 治理等领域引发变革。中国的举国体制正在挑战美国在科技竞争的宏观驱动力方面的传统优势，包括其科技人才培养方式、研发生态系统和国 家政策。正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高级主 任塔伦·查布拉以及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所判断的那样，“美国不再是全球科技霸主”。
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挑战了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这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指出，科技是“美中竞争和对抗的主战场”。
艾利森：取得科技领先地位是美中竞争的核心，并将成为 一个不断扩大的冲突领域。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大多数科技竞赛中，中国以无人能够想象的速度成为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的同等级竞争者。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未来10 年，中国有可能在几个科技领域超过美国。科学驱动的技术将成为经济 增长的关键动力，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注定会成为一个 争论更加激烈的领域。
艾利森：现在，至少在经济领域，竞争是一件好事。奥运会和田径比赛中的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和一个竞争对手一起跑，我会比独自跑时跑得更快。那么，如何在认识到建设 性竞争可以带来双赢的同时，也认识到在竞争中，最终赢得比 赛的一方（例如在 5G 方面）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将具有优势？ 这又回到了这个矛盾。一方面，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积极的、 有益的。同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我更希望由美国来制定互联网规则，而我的中国同行可能更希望由中国来制定。这就是竞争的另一面。我认为我们必须足够聪明，在我们的头脑和心中同时保持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动力，并且仍然正常工作。
第一项关键技术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关于中美科技竞 争的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许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人工智能不是一项单一的技术，而是涵盖了机器学习、大数据和其他各种相关技术，使机器能够“智能”地行动。人工智能是艾利森教授团队考察的关键技术之一，以了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将如何展开。
艾利森：在未来 10 年可能对经济和安全影响最大的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方面，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同等级竞争者”。近来，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突飞猛进，没有密切关注的人很可能错过 这一点。事实上，在许多比赛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
人工智能竞赛的关键指标包括产品市场测 试、金融市场测试、研究出版物、专利以及国际竞赛结果。6 年前，在世界上 20 家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中，只 有 2 家是中国公司；如今已有 7 家。“人工智能时代的七大巨 头”—谷歌、亚马逊、脸书、微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分立于太平洋两岸。2018 年，在每 10 笔投向人工智能的风险投资中，就有 5 笔流向中国初创企业；4 笔流向美国公司。
在世界十大最有价值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中，7 家是美国公司，3 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对人工智能研发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美国，结果已经开始显现。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的代际优势奠定智力基础。美国空军前首席软件官尼古拉斯·查兰甚至声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取得胜利“已成定局”。2020 年，中国发表的人工智能 论文总体引用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比 2019 年增加了35%。
艾利森：在寻求发展最先进的科技的过程中，最聪明的 0.0001% 的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可以从地球上 77 亿人 （2020 年）中招募人才并使他们充分发挥潜力，从而获得成功。事实上，美国公司现在已经招募了公认的前 100 名人工智能天才中的一半以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基本上只限于 14 亿讲中文的人。2019 年，只有 1000 名外国出生的人成为中国公民。因此，虽然美国不会在由数量起决定性作用的竞争中获胜，但在智力、创造力和创新 这些最重要的领域，美国拥有决定性优势。 平台是很重要的。美国拥有巨大的可持续竞争优势：英语是科学、商业和网络的通用语言。中国人只能选择说英语。不仅中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经常抱怨这不公平—也许吧。但这就是现实。
为了把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的城市变成世界上最成功和最繁荣的全球贸易中心之一，李光耀坚持把英语定为第一语言。地球上 75 亿人（2017 年）中有一半以上会说英语—还有 10 亿人正在学习英语。 美国企业在建立人工智能的主要平台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 优势，包括操作系统（安卓和苹果）、先进半导体的设计和杀手级应用（照片墙、优兔和脸书）。照片墙拥有 10 亿月度活跃 用户，脸书的活跃用户超过 24 亿。
虽然中国竞争对手肯定会试图取代目前的平台和应用程序领导者，但如果美国企业足够 聪明，继续增加用户选择，改善用户体验，并扩大使用其平台 和应用程序的用户数量，那么中国人和其他想与世界对话的人 可能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主导的平台。
艾利森：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阻力，包括重视隐私而非安全、不信任权威和怀疑政府的文化，对与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合作持谨慎态度的 IT（互联网技术）企业，抑制招聘和移民的功能失调的公共政策，不利于搜集大数据的法律，以及对当前那些美国重要大型企业进行进一步监管和反托拉斯行动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些企业在推动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进步。
在关于争夺人工智能优势的报告中，艾利森教授强调了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 5 个优势：人口和丰富的数据，金融科技，庞大的 STEM专业毕业生人才库，对于数据搜集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更高的文化接受度，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
艾利森：人口和丰富的数据。由于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基础是大量的优质数据， 因此中国已成为 21 世纪的沙特阿拉伯，拥有最宝贵的商品。在长期竞争中，中国的优势在于其 14 亿人口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数据和人才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以及企业和政府能在更加重视安全而非隐私的文化中搜集信息。中国大力发展教育，造就了一支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大军，他们愿 意并能够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清理数据集。中国计算机专业的大 学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数倍，这些学生都渴望开发算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由于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基础是大量的优质数据，因此中国已成为 21 世纪的沙特阿拉伯，拥有最宝贵的商品。中国创建、采集和复制的数据总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独树一帜。腾讯的微信支付有 9 亿中国用户，而苹果支付在美国只有 2200 万用户。在功能方面，微信支付的功能比苹果支付的多。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购买星巴克的咖啡和阿里巴巴的新产品，支付账 单、转账、贷款、投资、向慈善机构捐款和管理他们的银行账 户。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关于个人消费行为的精细数据库， 这无疑是一个宝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对消费者的信用度、对产品的兴趣、支付能力和其他行为做出更好的评估。2018 年，中国人通过移动支付消费19 万亿美元，中美人均消费比达到 50∶1。美国的移动支付规模还不到1 万亿美元。
人才。在人工智能领域，脑力比计算能力更重要。中国的 STEM 专业毕业生数量约为美国的 4 倍（130 万对 30 万）， 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数量约为美国的 3 倍（18.5 万对 6.5 万）。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中国的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位居世界第一。今天，美国每 10 个计算机科学专 业博士毕业生中，有 3 个是美国人，2 个是中国人。30 年前， 每 20 个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只有 1 个回国，而现在，每 5 个中就有 4 个回国。
文化接受度 。即使是那些能够显著改善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应用，美国人对于分享数据也分裂成“非常愿意”和“非常不愿意”两派。在中国，愿意的人比不愿意的人多 4 倍。中国的政府、法律和法规、公众对隐私的态度，以及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都为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开了绿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黄灯和红灯比比皆是。
政府支持力度 。中国政府为发展人工智能制定了关键绩 效指标，为具体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并尽一切可能创造有利的环境。细心的观察者从这个过程中会想到亚马逊和谷歌的领导层。所有能够保护公司（在国内市场上）、支持优质企业（通过给予补贴和允许访问政府数据）并赋权企业领导人工智能研发的措施，中国政府都实施了。
艾利森：在长期竞争中，中国的优势在于其 14 亿人口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数据和人才库，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此外，中国有比美国多几倍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中国培养的 STEM 专业本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 4 倍，到 2025 年，中国的 STEM 专业博士毕业生数量将是美国的 2 倍。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国内出生的人工智能专业博士数量自 1990 年以来就再没有增加。即便如此，美国在人力资本方面仍然享有中国无法复制的 两项优势。第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天才在为美国公 司工作。第二，美国可以从全世界 79 亿人口（2021 年）中招 募人才，而中国只能从自己的国民中招募。
艾利森：就应用而言，中国占据优势。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人工智能的评估，“如果目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已有在未来 10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领导者的实力、人 才和野心”。然而，如果未来 10 年人工智能最重大的进展来自算法和硬件的突破性飞跃，那么美国将占据优势。
第二项关键技术是 5G。5G 已经成为美中科技竞争的一个 热点，华为在全球许多市场上的 5G 网络建设中的角色受到争 议，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艾利森教授在《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与美国》报告和一些文章（如 2022 年 2 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中国在 5G 上超越了美国》）中强调了5G 作为一种赋能技术对许多行业的重要性。正如艾利森教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线G 将给自动驾驶汽车、虚拟现实应用（如元宇宙）以及其他尚未被发明的领域带来同样的突破。
艾利森：简单来讲，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由欧洲主导的；美国后来推出了 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并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能够发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谷歌地图、优步，以及许多以前在 3G 世界中无人能够想象的东西。
说到 5G（在美国有大量宣传），你在看橄榄球季后赛或其他任何东西时都会被 5G 的广告淹没。但实际上，这不是线G 服务。在《美国的 5G 应有 5 个 F》一文中，我们与中国做了一个比较。如果你买了一个支持 5G 的苹果智能 手机，那么它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值得购买的唯一原因是，你要去北京看奥运会，在那里你可以用 4G 的 5 倍速度下载东西。而在这里（美国），5G 的速度与4G 相同，有时甚至更慢。这不怪中国，中国做的是好事并且很成功。这要怪美国没有发展得更快、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产生竞争的原因。
现在，至少在经济领域，竞争是一件好事。奥运会和田径比赛中的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和一个竞争对手一起跑， 我会比独自跑时跑得更快。那么，如何在认识到建设性竞争可 以带来双赢的同时，也认识到在竞争中，最终赢得比赛的一方 （例如在 5G 方面）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将具有优势？
几乎所有的早期关键指标都预示着中国将主导 5G 的未来。 到 2020 年底，中国有 1.5 亿 5G 用户，而美国只有 600 万；中 国有 70 万个 5G 基站，而美国只有 5 万个；中国有 460 兆赫 的授权中频频谱，而美国只有 70 兆赫；中国的 5G 平均速度 达到 300Mbps，而美国的只有 60Mbps。在五大 5G 设备供应 商中，两家是中国的；没有一家是美国的。在过去 20 年里， 中国的优秀企业华为已经从占有电信基础设施 0% 的市场份额成长为世界领先的 5G 设备供应商，拥有 28% 的市场份额 （而美国曾经的优秀企业朗讯和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从 2000 年 的 25% 下跌到今天的 0%）。
为何美国在 5G 上落后了？在《中国在 5G 上超越了美国》 一文中，艾利森教授指出了美国在 5G 上落后的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频谱分配。艾利森教授将华盛顿与美国移动行业的 关系描述为“功能失调”，这从联邦航空管理局频频阻碍运营 商在机场附近提供 5G 服务就可以看出。世界各地的几十个机场附近都开通了 5G 服务，说明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已经优先扩大 5G 网络覆盖范围，并让 5G 服 务商能够使用无线频谱中最高效的部分，即中频段。艾利森教 授指出，中国给予 5G 服务商的中频段至少是美国的3 倍。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通信公司的 4G 和 5G 网络都使用相同的频段。因此，用一位行业观察家的线G 上撒了点儿糖霜”。 在该文中，艾利森教授指出，中国在5G 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要多得多。中国已经投资 500 亿美元建设5G 网络，并预 计在未来 5 年内再投资 1000 亿美元。相比之下，《创新与竞争法》这个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描述为“维护美国在 21 世纪作为全球当前和未来科技领导者地位的关键”的法案，截至2026 年只给 5G 网络拨款 15亿美元。尽管中国在 5G 建设和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艾利森 教授指出，美国在 5G 的其他方面确实保持着优势，如研发、标准制定和应用。
艾利森：美国的 4G 专利支撑着 5G 的基本架构，美国企业目前在行业标准机构 3GPP 的多个委员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5G 应用方面，美国的优势包括其科技巨头在全球科技生态系统 中的核心地位，在 5G 芯片设计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在云基础设施等关键相关技术中的主导地位。但残酷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 5G 基础设施和生活在 5G 环境中的用户，美国在开发 5G 的下一个杀手级应用方面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项关键技术是半导体。正如《伟大的科技竞争：中国 与美国》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半导体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芯片短缺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微小但关键的部件对许多行 业和技术的重要性，这些行业包括人工智能、计算机和汽车 等。鉴于它们作为科技和创新的通用元素的重要性，芯片已经成为美中科技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辉耀：领先的芯片公司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等都是美国企业，这难道不能说明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吗？
艾利森：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主导地位已经保持了近半 个世纪，但这一地位被国内投资不足和海外竞争加剧逐渐削弱。 尽管美国在芯片设计和半导体制造投入方面仍然领先，但它在半 导体制造方面的份额已从 1990 年的 37% 下降到今天的 12%。
艾利森：中国有潜力成为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我们不能低估中国的潜力，也不应否认这一现实；而且，按照目前的发 展轨迹，中国更有可能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成为半导体行业顶级参与者”的目标。
中国的半导体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占全球产量的 比例已从 1990 年的不到 1% 上升到今天的 15%，美国的份额则从 1990 年的 37% 下降到今天的 12%。1990—2020 年，中国建造了 32 个大型半导体工厂，而世 界上其他国家只建造了 24 个工厂。美国则一个也没有建。中国的优秀半导体制造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 限公司，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名列代工厂前五名，2020 年其突 破性的 7nm FinFET N+1 工艺意味着其先进制造能力已可以与 英特尔相媲美。
在芯片设计领域，华为的子公司海思已经成长为 一个集成电路设计高手。尽管出口管制损害了该企业的近期前 景，但在 2020 年，海思成为第一家闯入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排 名的中国企业，并取代长期市场领导者高通公司，成为中国最 大的智能手机处理器供应商。虽然中国仍然依赖进口半导体来 满足 85% 的国内需求，但最近的这些成就驳斥了人们几十年来 认为的中国半导体行业水平无法赶上全球水平的传统观点。
艾利森：虽然最近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和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名单等行动减缓了中国的发展，但完全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 导体的途径也将伤害到自己，因为中国市场贡献了美国芯片销 售额的36%。
艾利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在未来 10 年，中国将开发全球 40% 的新产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 商，拥有 24% 的市场份额。在未来 10 年，中国将在成熟技术节点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半导体生产国，而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温彼得估计：“15 年 后，（中国）将拥有半导体产业链所有环节需要的能力（并拥有 半导体的技术主权）。”
王辉耀：2022 年《芯片法案》将给予美国芯片制造商 超过 500 亿美元补贴，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艾利森：即使该法案实施了，美国的投资也将只有中国政 府投资的 1/3。1990—2020 年，中国建造了 32 个大型半导体工厂，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只建造了 24 个工厂。美国则一个也没有建。……即使有理想的政策，美国公司也不可能超越（中 国台湾芯片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先进芯片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
第四项关键技术是绿色能源。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和俄乌冲突再次强化了能源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在21世纪，绿色能源的转型可能会像 20 世纪的石油一样具有重 大意义，对许多部门和地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鉴于绿色能源的重要性和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机会，这一 领域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然而，鉴于减少碳排放和绿色能源转型的挑战非常严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因此若想避免气候灾难，大国必须在此领域 合作。
艾利森：在针对K12学生的国际科学和技术排名中，中国在数学和科学方面一直排在美国前面—2018 年，中国的 PISA（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评估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测 验成绩排名第一，而美国排名第二十五。在科学和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位教育上，2000 年美国有超过 50 万名学位获得者，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中国仅有不 到 36 万名。
今天，中国的 STEM 专业毕业生数量约为美国的 4 倍（130 万对 30 万），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数量约为美国的 3 倍（18.5 万对 6.5 万）。 中国在教育方面有很大优势，每年培养的 STEM 专业本 科生数量是美国的 4 倍，研究生和博士生数量分别是美国的 2 倍左右。
艾利森：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拥有更大的本土人才库。但是，在一个英语已经成为国际语言的世界里，作为一个 以移民为荣的国家，美国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吸引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科技人才。中国正在努力吸引世界各地的高端科技人才，但入籍成为中国公民的总人数仍不到 2000。相比之下，在过去 20 年中， 近1500 万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移民助力美国在科技领域 保有领先地位，从美国科技巨头（包括谷歌和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到研发新冠疫苗的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在过去 20 年美国出现的所有价值 10 亿美元的初创企业中，有多少是由出生在国外的个人或他们的子女创立或 共同创立的？超过了一半。在吸引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发明家和 企业家并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自由和机会方面，美国仍然是无 与伦比的。
艾利森：尽管美国一直以来受益于其从全球 79 亿人口 （2021 年）中吸引人才的能力（美国《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 中几乎一半是由移民或其子女创立的），但正如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引入国际学生的竞争已经加 速……在我们有生之年第一次，美国有可能在争取科学前沿人 才中失利”。
艾利森：在 21 世纪初，美国的研发支出位居第一，按 2019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2700 亿美元；其次是欧盟，为1800 亿美元。同期，中国的研发支出只有美国的约 12%，为 330 亿美元。但到 2020 年，中国上升到第二位，研发支出是 美国的 90%。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在未来 10 年内超过美国。尽管美国在科学发展的长期驱动力方面保持着强大的优势 （美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球的 60%，而中国仅占 20%），但中国非常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现在每年在成果转化方面的支出比美国多近 700 亿美元。
前文概述了艾利森教授对重塑美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的分析，即在经济、金融、技术等领域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最后，艾利森教授探讨了这些结构性变 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美国和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包括单极时代之后的形势，“势力范围”的回归，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为什么美国和中国“注定要共存”。
王辉耀：如果单极秩序结束，取代它的将是什么秩序？ 这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艾利森：美国决策者发现美国掌握的全球权力分量已经缩水，这是更加缓慢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占全球 GDP 的一半， 到冷战结束时已降至全球 GDP 的 1/4 以下，如今仅占 1/7。对一个核心战略是以资源压制挑战的国家来说，这种下降令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质疑。
单极秩序已经结束，其他国家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 获得自己想要的位置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对美国来说，这种秩序需要美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势力 范围”，而并非所有这些“势力范围”都属于美国。
艾利森：尽管全球化持续受到批评，但它仍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能重塑我们所知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建立在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同样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使产生巨大利益的建设性竞争成为可能。从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到技术和产品以及思想、人类经验、个人 关系、食物乃至生活，一个允许更多国家的更多个人为其增加价值的框架带来了超出想象的好处。
同时，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全球化的收益与全球竞争扰乱所有国家的正常形态和生活 这个现实之间取得平衡。新技术也会带来危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9·11”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将 其改装为制导导弹，并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每个国家都可以利用从中获得的利益来提升自身的军事和情报能力。此外，在帮助“其他国家崛起”方面，全球化对一个几十年来习惯于占据不受挑战的优势地位的国家构成了特别的挑战。
在 2019 年发表的文章《美国和中国能否成为竞争伙伴？》 中，艾利森教授还强调了两国必须认真合作才能保障在其他领 域的最重要的生存利益。
艾利森：21 世纪的客观情况要求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存， 否则就只能共同毁灭。两个客观现实要求双方必须这么做。
首先是核武器。在冷战期间，我们痛苦地认识到，苏联强大的核武库能够发动第二次核打击，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保证毁 灭”的世界里。这意味着如果一方攻击另一方，那么最终双方都会被摧毁。因此，这就像是一种共同自杀行为。我把它比作不可分割的连体双胞胎，如果一方在冲动之下勒死了另一 方，那么虽然可以成功地杀死自己的孪生兄弟，但也会杀死自己。这就是今天美中关系中的核武器现实。尽管美国的核武库更大，但如果发生全面核战争，那么最终美国也会被摧毁。这就是“相互保证毁灭”机制。
在 21 世纪，我们还面临气候威胁。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是第二大排放国，两国居住在同一个生物圈。任何一方都可以仅凭自己就将地球环境破坏到谁也无法生存。因此，气候领域也存在一个类似核领域的“相互保证毁 灭”机制。 此外，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中的交织如此 紧密，以至于双方都无法在不削弱自己的情况下进行“脱钩”。
因此，一方面，美国和中国将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 自然和技术问题迫使双方合作，这样才能生存。像埃博拉或猪流感这样的病毒是不分国界的。因此，正如肯尼迪所说，在一个“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的地球上， 合作防止病菌传播对于保护本国公民是必要的。
金融危机，如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大萧条，并可能导致第二次大萧条，只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作才能管控好。在2008年，两国做到了。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汉克·保尔森（美国在2008 年金融危机中的关键人物）所言，在可能引发全球大萧条的情况下，中国在国内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方面的合作至少与美国的行动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那些已经忘记了20 世纪20—30 年代大萧条的政治后果的人应该上网搜索一下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虽然中国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很大，但如果双方能够管控好竞争，同时在共同利益上强调协调、对话与合作，那么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采取务实和理性的方法，从双赢而不是零和的角度来理解和讨论中美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希望分享的观点能够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和进一步探索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与思路，这代表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Pg电子